劉紹華
中研院民族所
我剛從中國回來，太陽花開的前幾天，很遺憾地我缺席了。當時我人在中國，看不到中肯的新聞，一開始還是當地人告訴我：「立法院的牌子都被砸爛了」，我當時的立即回應是，「早該砸了」。對方被我的回應嚇了一跳。然後當地人開始跟我大談民主的問題，大談他們眼中的台灣因為搞民主而經濟落後於中國，甚至下結論說：「太民主了不行。」「台灣現在比不上大陸了。」我不想跟資訊不充分的人做不對等的交談，也不想怪罪長年活在資訊不充分的社會情境下而思考受限的人，我只簡單回了兩句，就讓那位友人啞口無言。我說：「中國現在的確很有錢，但你們付出了多少生活的代價？」
沒錯，就是對生活代價的根本關注，對於讓我們對服貿有意見，對失能的政府有意見，所以願意暫時犧牲生活的品質，來到這裡表達我們對於服貿的質疑。生活的代價，從來就不只是經濟問題而已。中國便是全球最典型的一個例子，中國的經濟發展率高達7%以上，世界各國稱羨，但當地人付出的生活的代價是甚麼？而又是道理讓整體社會持續支付這個代價？
過去十多年來我深入中國的地方社會做研究，而且是以不平等的社會發展為主要議題。我也常去中國的不同地區，少數民族地區、農村地區、城鄉發展地區、大都會，看過不少不同社會階層的日常生活，在天高但皇帝一點都不遠的政治架構下，是個甚麼樣子？我今天就想來跟大家聊聊，分享我看到的中國的日常生活。我根本不用借用抽象的民主法治概念，也毋須上綱到統獨議題，也不需要用一種東方主義式的方式來妖魔化中國，只需要從中國的日常生活中，就可以看到兩岸服貿背後的價值差異。這個價值差異，正是令我深感憂慮的，卻是台灣政府、善交中國權貴的國、民兩黨人士經常選擇裝聾作啞的價值差異。
我想透過五個日常生活的例子，很快速瀏覽一遍中國日常生活的背後價值。
第一個例子是黨國文化的例子。三月中我人在好在中國的時候，中國的國家領導人習近平推出了一個新政策，就是，中國各地的解放軍和武裝警察部隊的會議室，都要高掛五句話。哪五句話？也就是五代最高國家領導人關於軍隊建設的五段話。所謂五代領導人，就是毛鄧江胡習，前四位已作古或下臺的人的話，我就不提了，我們來看正在臺上的領導人習近平的重要指示是甚麼，他說：「努力建設一支聽黨指揮、能打勝仗、作風優良的人民軍隊。」我在北京大學政治系任教的好朋友說，這種手段，反映出習近平上臺以來，加碼強調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也是習近平確立自己軍頭地位的手段。朋友說，這個黨的軍國主義化，已經停不住了。當前中國的經濟與社會發展就是在這樣的國家文化價值中提升它的經濟指標。
第二個例子是中國的多黨政治。中國從來就宣稱他們也是多黨政治，只是這個多黨政治是在服從一個絕對大黨的架構之下。服從一個大黨是甚麼意思？我給你一個簡單的說明。其他的小黨，從辦公室運作到代表的薪資都是由黨國支付，他黨的成員就相當於「公務員」，由中國共產黨領導多黨合作，進行政治協商會議。這樣簡單說明，你明白了吧。這就是中國黨國對「多黨政治」的定義。
我們再來看看日常生活經濟面的例子。第三個例子是在中國大都會裡叫計程車的例子。最近去過中國的人，如果是得自行解決交通問題的人，應該對於在當地的大都會中搭乘計程車都有很痛苦的經驗。一個主要的原因之一是，阿里巴巴或騰訊等大型的電子商務集團以誘人的回饋金收攏了計程車司機和乘客，也就是透過他們的管道來招攬計程車，他們會給司機比如說人民幣十到十五元的回饋，給乘客五到十元的回饋，結果導致計程車拒載短程、不載臨時客。而且，要搭車如果沒有智慧型手機、沒有把錢存在財團的電子帳號裡，要叫車成了件非常困難的事。
你也許會問，為什麼中國沒有出現像台灣一樣各領風騷的叫車管道？我不會做嚴謹的經濟學研究分析，我的理解是從中國的日常生活而來的。在中國這麼大的國家，很多地方都沒有裝置桌上型電話基礎設施的地方，都可能人手一支手機，這是很多第三世界開發中國家的常見現象。中國也一樣，所以中國產生了一家超級龐大的電話公司，叫做中國移動，後來有了第二家，叫中國聯通，但也就這兩家，瓜分了中國的龐大的手機業務市場。然後呢，兩家富豪財團結合手機財團，繼續製造搭乘計程車的中國式經驗。騰訊的大老闆馬化騰是排名第四的中國十大富豪，富可敵國。阿里巴巴佔據了中國八成的電子商務，八成是甚麼概念，根據媒體報導，一家阿里巴巴的交易總額等同於台灣ＧＤＰ（國內生產毛額）的四成。這是典型的壟斷，區區幾家壟斷企業就把一般市民搭乘計程車這件事搞得烏煙瘴氣，人人抱怨，但沒人能抵抗財團影響，但反托拉斯法好像不曾在中國社會中被認真討論過。在這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發展出一個比很多民主國家裡都還自由放任的市場，讓所有人都身陷其中，抱怨卻無解。除了政府，誰能對付這麼龐大的財團呢？但政府並未出手。
在財團加速的中國都市化裡生活，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第四個例子我就想提一下中國年輕人的生活。中國是個這麼龐大的經濟體，經濟發展率又這麼高，高到很多台灣政客、商人常說我們的年輕人要比不上中國的年輕人了，要在未來的市場競爭中敗下陣來了。我有聽到他們的真心憂慮，但我並不同意他們的詮釋。我不知道個別的年輕人的競爭力如何，但我只知道，若把青年作為一個集體來看，我很懷疑中國青年跑在前頭這種論述的正確性和正當性。
可能有些人也知道，北京的學者廉思做了個社會調查，寫了一本叫做《蟻族》的書，他用蟻族來形容「大學畢業、低收入的聚居群體」，這是繼中國的三大弱勢群體（農民、農民工、下崗職工）之後的第四大弱勢群體。蟻族受過高等教育，主要從事保險推銷、電子器材銷售、廣告行銷、餐飲服務等臨時性工作，有的甚至處於失業或半失業狀態。他們平均月收入低於人民幣兩千元，絕大多數沒有保險和勞動契約。平均年齡集中在22—29歲之間，九成屬於80後一代，和在場許多同學你們算同一個世代。蟻族主要聚居於城鄉結合處或近郊農村，形成獨特的「聚居村」。他們是有如螞蟻般的的龐大群體，但被主流社會忽視。他們所居住的聚落也經常面臨都市化而來的強制拆遷，所以流動性很高，他們在中國這十多年來高速加快的都市化中，日子愈來愈難過。但因為是高等教育畢業，很多人來自農村，曾經在故鄉的小農村裡是少有的秀才、狀元，但如今在都市中無法功成名就，無顏回江東見父老，只能窩在都市邊陲的聚落中討生活。
如果，一個社會要讓年輕人以這樣的方式，犧牲熱情、犧牲對未來的想像，屈身在宏偉龐大但高不可攀的經濟體下討一個沒有尊嚴的生活，來成就國家的經濟競爭力，成就金字塔頂端的財團富可敵國的實力，我寧願我的國家經濟平平，我寧願年輕人不必展現這樣的經濟競爭力。我當然不反對經濟提升，也希望經濟提升能讓所有人的生活品質都能提升，但得先看我們要付出的代價是否合理？台灣的政客、財團，到了中國，只看到大都會的繁榮壯觀，只看到十三點五億人的商機無限，他們即使進入中國的邊陲內地，也只是看中那裡更為廉價的勞工還有因法治更為腐敗而容易取得的土地，多少的古蹟建築、考古遺址、農地、居住地因此成為龐大的工廠用地。這些高高在上的政商，在他們的經濟發展藍圖中沒有一般人的臉孔，只有他的工廠可以雇用多少工人的人頭數。然後還在斤斤計較不到人民幣兩千元的最低工資。
這樣的對比，還要告訴我說台灣的年輕人沒有競爭力？我知道也許說這話的人是認為我們比下有餘、比上不足。但是，就是比較這句話，請先在中國內部進行比較，再來評論，怎樣叫做具有競爭力。一個社會之中，絕大多數的人都無法競爭，無法在龐大的經濟收入中分得一杯羹，而只有少數的人有幸往上爬，這樣的發展方向是我們要的嗎？我不希望年輕人像中元普渡爬竹竿一樣，只有絕少數的人才能成功挺上去。
還有，那些在這一波經濟發展中成功了的人，他們都很幸福嗎？我有很多很正直的中國朋友，也有中國親戚，也有在中國工作的台灣親朋好友，我在他們身上看到聽到很多對於中國發展的矛盾感受。我真的不太相信從台灣或其他先進國家去中國生活的人會覺得中國的發展是充滿福祉或幸福感的。去問那些西進的台商，那些說你們坐在這裡是害怕與中國競爭的台商，他們是不是每次回來都說台灣比較舒服。台灣除了少數地段，大部分地區都是房屋建築窄小老舊、城市規劃亂七八糟，經濟不上不下，這樣的台灣為什麼比較舒服？安全感和基本信任是一個重要因素。在一個財富兩極化的發展市場中，生活在中國的有錢人，不用太過有錢，只要有些閒錢，哪個出門不怕？哪個不是防東防西的？很多人甚至對於表現出助人的美德都感到猶豫，而不敢扶一把跌倒在地的人。
過去十多年，尤其是近幾年，在中國的日常生活中，每個人都在談中國現在的社會缺乏道德、人人搶錢，人人壓力大，人人欠缺信仰。我不想汙名化說中國的人沒有道德，我相信這不是事實，一般的人仍是平凡且善良的。但一般人表現道德的管道或表現道德的勇氣的確有明顯變化。那你問為什麼當地人不起來改變呢？除了長年的極權政治讓人心有餘悸外，我相信現在中國經濟發展的方式只是讓人更為無力。想想看，所有的老東西、你熟悉的東西都拆掉，你的身心要不斷應付調適不斷改變的生活空間，那是一件非常疲累的事。被拆掉的地方通常會在一年、兩年就蓋上一大區一大區比臺北大學特區還要龐大好幾倍的新高建築，每個建築都在比巨大、比氣派，相形之下，每個人就都變得更為渺小、更為手無縛雞之力。在這種帝國氣勢般的城市發展中，人只是愈顯渺小，實質的存在感愈來愈低。沒有機會高攀的多數的人，在這種宏偉的城市裡屈身，只顯得更為無力，只能投降吧。
最後一個例子，我想談日常生活的自由。我們都知道，和民主國家相比，中國是相對不自由的國家，但很多中國人都會認為和以前比起來，他們今日的生活已自由太多，尤其在消費上，真的比以前好太多了，似乎最大的自由就是消費自由。但實際上，我想連消費都不見得自由。怎麼說？你看身邊的中國觀光客，到哪裡都在血拼，他們也許真的超級有錢，但也不一定。普通的中產階級一到國外，買起東西來也像是不要錢一樣。因為，他們即使有錢，但在中國買不到好東西，他們不信任中國的產品與商家。所以一有機會出國，就是要買東西。你去巴黎精華區的香奈爾名店，裡面的店員幾乎都在講中文。我到了巴塞隆納，一個人要去晃大街，但我不會說西班牙文，當地的朋友就告訴我說：「你要是迷路了，就隨便到一家精品店，裡面一定有店員會講中文。」
那不血拚的人呢？我們來看電影和買書這些事，你一定知道，在中國是上不了臉書的，當然，有辦法的人會翻牆。網路在中國是受管制的，但最受管制的其實還有電影與出版。中國出版的審查真的令人痛苦，我也是受害者，我寫的中國研究的書，始終通不過審查。但這還不是最糟的，看電影，中國的電影審查，從劇本開始到完成製片，一個關節不對，不讓上映就是不讓上映。但是政府想要推廣的影片，即使戲院沒有空檔，也會幫你排除萬難。還記得前幾年3D電影阿凡達勢如破竹的票房嗎？在中國一樣熱門，但同時中國政府要廣推《孔子》這部電影，於是下令不是3D的戲院，要下映阿凡達，換成孔子上映。
今天舉的這五個日常生活的例子，從黨國文化、多黨政治、叫計程車、年輕人的生活、還有日常生活的自由，都是非常普通的生活例子，但都說明了是甚麼樣的價值主導了中國的日常生活。那種價值包含了持續揭櫫的黨國霸權主義、龐大的資本壟斷、對公民精神的壓制、對人的基本尊嚴與福祉的漠視。與此同時，政府用高大堅固的硬體與不斷攀升的總體經濟數字，創造高聳的經濟金字塔，令眾人臣服膜拜，誰在金字塔面前不會覺得自己的渺小？然後覺得自己的國家好偉大、好有希望，然後就可以繼續容忍這種價值來左右他們的生活。
所以你應該對於中國是一個甚麼樣的國家與社會有了些基本想像了。2014年的今天，中國政府仍要最核心的國家武力拜一樣的神主牌、重複記誦一樣的話語。中央一統聯播新聞的媒體天天放送為人民服務的好官事蹟、還有經濟如何快速發展人民生活愈來愈好的訊息。每次我在中國時看電視時，心裡都在想，煩死了，老是喊人民、人民的，他們應該是公民，不要老是把他們當成黨國口口聲聲中的「為人民服務」的人民。我其實對人民這個詞是有點感冒的，即使在台灣，我都只願意被當成公民，不願意被當成任何人口中的人民。
所以我想請問台灣的政府、政客和財團，和有著這樣日常生活的國家在打交道時，不需要注意彼此的價值差異嗎？這些價值差異不會影響到後續的往來發展嗎？
有人說我們逢中必反，我完全不同意。至少我從來不逢中必反，而且相反的，我對中國有高度的理解興趣，但我認為逢中必當謹慎。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或個人在跟中國、尤其是中國政府打交道時不會提高謹慎，我不相信我們的政府不知道這一點。去問問台商，不管是希望簽訂服貿的或是反對服貿的台商，請問他們，在和中國打交道時，他有沒有覺得哪裡不一樣？有沒有必要提高警覺？去問我們的海基會官員、去問我們的外交官員、去問我們的各級政府官員，在跟中國打交道或靠近時，有沒有必要謹慎敏感？如果答案都是有的話，他們會說自己是逢中必反嗎？我們不需要妖魔化中國，我也認為這個世界應該給中國時間和機會，因為畢竟那裡有這麼多的人口，我們也希望那裡的人能活得有尊嚴，我們也不可能不和中國這個密切相關的鄰居打交道。但是，在往來之際，我們也不該對中國經濟發展中顯現的價值盲目以對，而僅任由經濟這隻手來擺布我們的生活代價。
經濟這隻右手，一定得有抱持某種價值的政策的左手來輔助實行，雙手必須併行，這從來就是一個基本的社會事實。希望台灣的政府、政客和財團不要自欺欺人，以為自由市場等同於放任財團。
很多人應該都讀過經濟史學者Karl Polanyi的《巨變》，這本書引發的一個關於經濟制度的辯論，就是經濟行為是鑲嵌於各種社會制度與道德規範等價值之中。Polanyi把市場看作廣義經濟體的一部分，而經濟體又是廣義社會體的一部分。換句話說，市場經濟本身不是社會的終極目標，而是達成終極目標的手段。簡單說，賺錢不是目標，只是達成目標的手段。所以，如果經濟的手段反而可能違背社會目標，那當然就不是合理的手段了。同樣重要的是，在賺錢之前，我們一定會想好賺錢的目標是甚麼？
Polanyi以降的討論，凸顯了一個常被宣揚自由市場的人刻意忽略的事實，就是，即使是資本主義的經濟體也不例外，經濟也是和各種價值掛勾，包括良善的或有問題的價值。不同社會的資本主義的價值運作邏輯不見得完全一樣，不是只有所謂的市場那一隻手在運作而已。比如說，在台灣，財團聯姻是不是資本主義的常見現象？這個門當戶對的古老邏輯，到了今天一樣大起作用。中國的資本市場發展沒有社會主義集權控制的背景嗎？美國的資本主義社會沒有受到宗教的影響嗎？其實所有的經濟制度都是一種道德經濟，背後摻雜了各種價值與信念一起進入市場。
所以，我的結論是，中國龐大的經濟體所展現的價值文化，也就是我們在中國的日常生活中可以看到的價值，不論好壞，是造就中國經濟成長的內在因素，也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外在面貌。從這種價值出發的中國資本家在進行國際合作或投資時，其中的資本與市場運作不可能與這種價值脫鉤，至少短期內不可能擺脫。兩岸服貿開放的行業中，有多少的行業在這種價值圈中成長的中國財團進入後，會影響兩地差異的價值內涵，對台灣以人為本、以自由為本的價值造成衝擊？這些絕對不是單純的經濟事務而已，牽動的是經濟發展背後的價值之辯。
我們雖然已不可能脫離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但台灣的資本主義市場發展要摻進甚麼樣的道德或價值，當然是我們可以討論與決定的方向，這從來就不全然地是由市場來決定。馬政府口口聲聲說兩岸經貿往來要「積極開放，有效管理」，我相信他做到積極開放，但我對有效管理打了一個巨大的問號。我想問的是，服貿所牽動的是一場價值之爭，不只是經濟或程序問題而已，如果馬政府連學生和公民聚集在此所凸顯的價值差異都不能感受與理解的話，我真不相信這個政府有理解差異的能力，也不相信他們有有效管理中國可能帶來的經濟與價值衝擊的能力。今天學生和公民在這裡呼籲朝野要儘速推動〈兩岸協定締結條例〉草案法制化，並在修法過程中納入徵詢公眾意見之管道機制。我們在這個公民廣場推動公民審議，就是要告訴政府我們要的生活價值是甚麼，請不要再以經濟數字或行政程序來迴避根本的價值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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